李正图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李正图 张 申 陈祥勤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7期

简介：李正图，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张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李正图 张 申 陈祥勤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中国从理论传播开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时经济体制的创建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创建和运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完善和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百年变迁。这一百年变迁，之所以能够形成既定的历史逻辑，是因为始终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破解基本矛盾与基本任务、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客观演进过程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这一百年变迁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 百年变迁 马克思主义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思潮和政治运动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继而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简言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制度化的百年演进史。审视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制度演进，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经历了百年变迁。回顾这一百年变迁，从中概括提炼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传播、制度创设、机制运行和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明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对于当前及今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背景下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能够拓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宏观视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的百年演进，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领导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思潮和政治运动、取得国家政权进而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制度化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体制创建和改革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与之相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也取决于这三个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既然如此，三个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第一个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决定了后两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具体地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更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制度创设、机制运行和体制改革。实际上，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建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奋斗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来改造旧中国、创建新中国，让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论思潮和政治运动转变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百年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国家政权，领导并且利用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成为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百年变迁史已经实实在在地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没有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家政权，没有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家政权就不可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将按照以上思路来阐释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领导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思潮和政治运动转变为现实社会制度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思潮史和社会运动史，不难发现，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各种五花八门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及之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播到中国，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各种各样的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思潮或流派，诸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只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必须由民主革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李大钊明确指出，要实现“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陈独秀也指出，“中国民族革命”作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蔡和森更加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由此可看出，正是在多元思潮的较量和对比中，先进的中国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经过长时期的艰辛探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终于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改造中国，终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如何落到实处？依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理念指导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根据列宁主义建党原则，1921年，先进的中国人组建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用以领导中国的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从事社会主义思想探索、获得政权、创建制度、机制运行和体制改革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从思想理论转变为社会实践；就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克服了其间的各种无数次困难和挫折才不断取得成功。

在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基础上，如果没有正确的党纲，就既不能推动党的发展壮大，也不能克服其间的各种困难和挫折，更不能推进社会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开展。因此，是否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关键选项。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这样做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党的纲领就明确规定：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秉持马克思主义纲领，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有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即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而且有了政治和组织的基础，即中国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从此有了坚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更有了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即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再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政党和远大理想，三者缺一不可，从此开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再只是单纯的理论思想传播了，而是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或社会革命实践。

再从经济制度思想变迁来看，在上述党纲、政党和远大理想的总体视域中，一些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关注国家经济制度的选择。1923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发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的演说，强调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实现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1933年，沈志远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之生存形态，或社会主义经济之经营方式”“计划化（Planning）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或经济体系）是不可分离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计划化才有实行的可能（且必要）。”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体制百年变迁历史逻辑的重要理论和思想来源。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制度创建及其经济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历史反复证明，能够把理论思潮和政治运动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是国家政权。秉持资本主义思想的国家政权必然创建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建设，而秉持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政权必然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然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为创建社会主义并且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了国家政权基础。与此同时，还积累了创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的经验。不仅如此，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政权只有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创设。

为了掌握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在后三个时期，还持续进行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的创建和实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亦称“北伐战争”或“大革命”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主张，认为当时中国进行的只是国民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主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新军阀攫取。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偏离党的初心和使命，放弃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更谈不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设和实践。

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代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土地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从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31年秋的4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建立起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成立了带有全国性国家政权性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政府组织，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构建了相应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征。可以认为，上述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是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初次、初步尝试，所创建的经济体制也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次、初步尝试。最终，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1年至1937年期间，由“山沟里”的共和国变成“马背上”的共和国，但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建立国家政权实行社会主义的初次、初步尝试，其中的经济体制创设经验成为之后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创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借鉴。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1937年9月，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而来的“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的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之后，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诸如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鄂苏皖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在这些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政权实践和制度实践的试验区，对于其他边区政府有着示范和带头作用。抗日民主政权虽然具有战时政权性质，但也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时政权。既然是战时政权，那么政权的职能能否满足战争需要、保障战争供给，就成为衡量这一政权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中国抗日战争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保障抗日战争需要方面十分成功、十分有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政权保障。审视当时抗日民主政权的成功和有效的根源，不难发现，根本原因是这一抗日民主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且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时政权。与之相应，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体制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时体制。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施政纲领》，以及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土地条例、减租减息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表明，为了联合抗战的需要，根据地政权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军民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工业、财税、金融、贸易和教育文化等相关领域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用以支持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和敌后抗战。总的来看，当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及相应的制度实践，尽管兼顾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国情，但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制度创设实践中仍然融入了社会主义元素。这一制度为边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成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创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借鉴。

解放战争时期，社会革命的对象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因而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施政方针和制度设计是围绕“土地改革运动”而展开的。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标志着解放区以土地改革运动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建设的开始，在诸如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财税、金融、民兵组织和社会治安等各领域开始推行相应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方针。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翌年4月，毛泽东明确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加强全国性政权建设。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政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有关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中央还制定了统一财政、货币、金融、经济和贸易的施政方针，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新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基本的制度框架。由上可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展开的一系列施政工作和制度实践，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有着直接的示范效应和前置效应。

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展开的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实践，不难发现：首先，有着革命的深刻烙印，它针对反帝反封建两大目标，抓住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开展不同形式的土地革命，并以此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构建相应的政策空间和制度框架；其次，有着明确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导向和要求，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针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根源——资本主义，必然有着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因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建政经验和施政实践，必然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导向和要求；再次，尽管当时的基本矛盾和基本任务、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展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有益尝试，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建和运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建和改革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由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可能。但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怎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辛探索、历经各种失误和教训才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苏联经济体制的直接影响，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但也有所改进，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运行28年的实践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出现了各种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既然如此，由谁来领导改革？朝哪个方向改革？如何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均表明，改革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式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可分为两个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进的历史逻辑也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依照苏联模式创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8年）

中国在1949—1978年推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其核心可被归纳为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依据指令性计划（前提是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依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收入分配。本部分主要讨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选择并创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选择具有多方面原因：第一，从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面向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理论来看，市场经济体制被认为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统制经济则成为主流思潮，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开展经济体制建设的思想奠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创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解放区，都曾经鉴于被封锁和分割等的客观因素而建立了自给自足的供给制（带有明显的计划特征），并获得了历次革命的巨大胜利。其间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思想），亦具有突出的计划经济意识。第二，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的工业化目标来看，中国社会各界鉴于在近代历史上屡次遭受侵略与压迫的巨大苦难屈辱，普遍萌生了推进工业化的强烈共识，其中重工业被认为是关乎国防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巩固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的背景下，重工业被更进一步地置于重要位置。然而彼时的国情条件，使得快速建成重工业这一重任难以依靠资源自发配置（市场机制）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逻辑。第三，从学习的对象来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后发国家必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先发国家的影响，其中，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通过数个五年计划成功完成了重工业建设，对其他社会主义后发国家（包括中国）来说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随着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确立以及中苏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扩大合作，苏联所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自然成为中国直接仿照的对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创建主要分三个阶段和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49—1952年）：酝酿起步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一是接管了大量的官僚资本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后接管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国家和地方银行计2 400余家，工业企业2 858个，铁路2万多公里，等等，这使得国有经济在金融和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获得了主导地位。二是统一了财政经济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实行“六个统一”，即财政收支统一、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并于随后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贯彻落实，使国家掌握了财政、金融、市场和物价的主动权。三是初步开展了若干部门的经济计划工作。1950年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设立中央财经计划局，负责编制全国的年度计划；同年5月，依据一些部门的专业计划，试编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1951年则开始编制全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195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负责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等，标志着国家计划管理组织的中枢机构正式落成。

第二阶段（1953—1957年）：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实施的“三大改造”过程中，“一边倒”对外关系政策加强了这段时期对苏联的系统学习，加速了创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进程。在理论上翻译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5年）等；于1952—1953年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相关人士回忆道，“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任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

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基础上，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方面推进从互助组、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的合作化运动，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方面以赎买政策，限制、利用和改造、公私合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方面推进合作小组、合作商店、集体所有的合作化运动，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具体表现为：（1）在农业与轻工业领域建立统销统购制度。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由国家完全控制粮食的收购、销售和经营，随后，统销统购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即“小农经济的生产终究赶不上国民经济高涨的需求”，且“粮价稳定是物价稳定的核心”，而制度的结果则是将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纳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2）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领域实行由上至下的计划安排。不仅通过五年计划确定投资和项目，而且还指定产品的计划指标。据统计，由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下达计划的产品，从1953年的115种增加至1956年的380余种，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中央统配和部管的物资，亦由1953年的227种上升至1957年的532种。在企业微观领域施行指令性管理。按照规定，对工业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包括12项，涵盖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成本降低率、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等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方面，企业没有劳动管理和工资管理权限，而且，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亦是全部上缴，只留少量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由此，连同此前建立的财政、物价、贸易等领域的统一管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覆盖不同部门、不同环节和不同层面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全面建成。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弊病也在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日益突显。

第三阶段（1958—1978年）：全面运行期。经过三大改造后建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全面运行期，其间也经历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动，但这一制度总体框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指出，应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工厂及工人、国家与合作社及农民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措施并未真正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原因在于：首先，从经济体制层面，“以苏为鉴”的提出，主要意在对仿照苏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和完善，并非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和推翻。其次，此番经济体制调整与随后的“大跃进”和备战备荒相互叠加，出于最大限度提高生产积极性目的，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权力下放。但急速的权力下放连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合理等因素，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也引发了管理权的再次上收。再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推行了加快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变迁，同时减少甚至取消其他所有制形式，最终造成了公有制经济的高度单一，也进一步制约了计划经济之外的非公经济成分的发展空间。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28年间，中国建立并持续实行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体制进行评价，应持有历史的和发展的视角。除却前文分析的一系列合理因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遭受经济贸易封锁的历史条件下，确保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巩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和国际地位自主，也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以上结果，恰恰也是该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这就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目标的设置及其背后的历史认知，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战略的选择以及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此外，中国也并非简单地照搬苏联，而是形成了若干创新思想，例如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陈云的“三主三辅”思想等，不仅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完善，更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重要尝试。当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体现为在宏观上存在信息与理性的不完备，在微观上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不充分，进而导致了集体行动的高风险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也正是存在着以上弊端，这一时期创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被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与突破。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2020年）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关键选项。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穿此过程的，一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再则是中国共产党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持续创新。

1.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演进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纵观20世纪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年经济发展实践，除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们没有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者和实践者。之所以形成这一历史格局，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总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及其体制合二为一，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及其体制，计划经济及其体制就是社会主义，进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识和僵化思想。这一僵化思想往往以对革命导师经典论述的不假思索的理解形式表现出来，带有很大话语优势。譬如，对恩格斯和列宁经典论述的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多次提到社会经济的计划性。“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也强调：“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遵循上述革命导师们的教诲，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计划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物和替代品，成为消除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由之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之一，成为不可更改的共识和经典教条。然而，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均表明，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特殊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但在历史常态下同样暴露出各种弊端，如果不改革，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出路。既然如此，如何改革？朝哪个方向改革？能不能突破已经牢不可破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教条？很显然，不突破这些教条，就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各时代实践的结合，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苏联东欧各国因为没有突破这些教条而是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结果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因为突破了这些教条结果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不同时代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是普遍原理、基本原理，是活的灵魂。遵循这一普遍原理、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就必须突破原有貌似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窠臼，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新审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20世纪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年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表明，依据革命导师针对具体情况的论述而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及其体制合二为一的僵化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基本原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不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指导下，实现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这一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其中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创者，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原创贡献。在理论上，他围绕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极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长期思考，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丰富。按照时间顺序，可以把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梳理如下：1978年，“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1979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2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85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89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1990年，“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由上可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既非空穴来风也非临时应急，而是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战略考虑的理论思考和智慧结晶。正是在邓小平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上，自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在中国的创新和落地过程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持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年的成就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关键体制（即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原理之一。2013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2014年，“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2017年，“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2020年，“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由上可见，针对2012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现实和持续存在的如何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从而指导进入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得以解决，创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2.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上的不断演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进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深化改革。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显著特征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迁的领导作用，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1978—1992年）：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从权力下放、按经济规律办事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开启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紧接着是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改革经济调节体制，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融入了市场调节元素，尽管只允许起“辅助作用”，但已经改变了过去一谈“市场”即色变的绝对界限、绝对禁忌。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之后，遵循价值规律从经济调节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形态的改革，把“计划经济”改革为“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中把“市场”从原来的辅助作用提升到与“计划”并列的高度，提出了既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又区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完整框架。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综上所述，再来审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成功的源由，不难发现，当时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调动积极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等理论上的重新认识和理论创新，其次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遵循了客观经济规律、融入了市场元素、使市场从绝对禁止到允许起辅助作用、使经济调节机制从单一计划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使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转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使经济体制总框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然而，进一步审视，同样不难发现，推进这一经济体制转型的根本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组织实施了这一经济体制转型。虽然这一经济体制转型大力促进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经济成就，然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仍然很多，如果不实施彻底的、根本的、全局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障碍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破解之道之一是继续解放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这一改革取向的理论已经由前述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完成了。接下来是如何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实施这一理论创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破解之道之二是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1992—2012年）：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上述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指导下进行的，从党的十四大召开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经过20年的努力完成了这一伟业。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这一目标具体化，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和改革的十年进程（1992—2002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具体方案，指导这一时期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实践（2002—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和健全，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体制基础。

然而，尽管经历了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诸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科学、合理、有效的解决，而这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进入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年成就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具体的实践进程同样体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之中。就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改革来看，中国共产党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综上，不难发现，正是经历了从1992年到2020年共28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全面、准确、完整的认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2020年初，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并未减缓，且相继于2020年3月和5月出台了两份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磅文件。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进而指出，“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综上，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因为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使用，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的一般规律，既不可能是中国特色，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所以这里要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这才是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既然重点是社会主义，那么，顺理成章地，就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保证、保障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迈向市场经济体制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至此，本文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的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战时体制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百年变迁历史逻辑；在这一历史逻辑中，始终贯穿着遵循基本矛盾与基本任务、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演进的客观规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当地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普遍原理，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对全局的领导。因此，这一历史逻辑验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走向成功的核心这一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百年来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才成功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完美统一。既然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展望新中国成立百年时的远景，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吗？上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毫无疑问给出了肯定回答。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展望未来，着眼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2049年远景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如何迈向更高台阶？这两个问题已经在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做了详细规划，那就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方案》指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方案》从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等五个方面，对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说明。

《方案》的实施能够进一步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生机理。因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目标是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而资源要素的配置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在实现资源要素配置最优选择和最大效率的问题上，存在两方面的理论依据：第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利润平均化规律理论。关于再生产理论，马克思早在1857年底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正式阐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之后又不断有所丰富和完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求生产要素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在两大部类之间合理配置。关于利润平均化规律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阐述了商品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运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资本“均衡分配利润”的规律，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平均利润率的实现过程，进而指出，资本、劳动等要素自由流动是利润平均化实现的必要前提，利润平均化的每一步骤都离不开要素的重新配置。因此，利润平均化规律同样是资源配置的理论依据。第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理论。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从此，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源配置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罗伊·哈罗德和埃弗赛·多马各自独立研究了经济的资本要素存量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率，建立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掀起了第一波研究浪潮。20世纪50年代起，受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影响，以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建立了基于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其特点是将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进行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罗伯特·索洛和特雷弗·斯旺发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不但包含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还将技术要素作为外生变量纳入模型，掀起了第二波研究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佩切伊和亚历山大·金为主要创始人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预言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持续，会受到粮食生产、不可再生资源、环境污染等的限制，呼吁制止能源滥用，强调生态和环境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受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研究的启发，将技术要素作为内生变量的内生增长理论得到了发展，掀起了第三波研究浪潮。

以上述资源配置理论为基础，应如何实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答案是进行资源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构建。现代经济实践表明，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只有两种，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计划机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在现有多层次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计划机制效率低，市场机制效率高，但是市场机制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所以采用市场机制的同时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实践来看，经济运行机制通常有三个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排除、限制乃至消灭交换关系，超越商品交换、市场关系进行直接分配，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必然出现两极分化，湮没公有制，走向私有化。与之相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们则理所当然地认为发达市场经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搞市场化，实际上就是西化了。这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即不承认社会制度区别，认为市场就是一切。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基于此，随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都逐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由此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证实，中国不应再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同样也不能照抄照搬、复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上述三种选择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均表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方案》要求“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那么，如何保证、保障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成呢？通过上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百年变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总结，应当坚信，仍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因此，《方案》最后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7期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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